[摘要] 脚蹬球鞋、外套积灰的农民工老刘和皮鞋铮亮、西装挺括的房产公司销售总监胡大维在同一天拨打了本报114新闻热线。尽管身处房产建筑领域“金字塔”的顶端和底端，但他们找到本报记者的理由却是一样的：年底拿不到报酬。
儿子天天问爸爸何时回家
记者了解到，高老板一共欠老刘近4万元。在很多人眼里这并不是一个大数字，但对于老刘一家来说，就是一大家子一年的希望。
“老家有双亲，还有四个孩子，大的13岁，小的4岁，都在读书，正是需要钱的时候。小儿子天天打电话来问，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家？ ”说到这里，老刘的眼里噙满泪水。老刘说，他们夫妻俩在上海整整敲了一年的墙，现在一分钱没拿到，“真的没脸回去见儿子”。
老刘嘴笨，到哪里都要叫上老乡颜宝根。近一个月来，颜宝根一直帮老乡讨工资，他也是在帮自己，因为高老板也欠了他一笔钱。 “我们去了劳动监察大队，去了建设交通委员会，还花5000元请了律师。可到底能不能要到钱，我也不清楚。 ”颜宝根说，东秦公司原来的总部在闸北，后来又搬到莘松路分部，他了解到还有其他两个分部。 “找上门后，对方说他们只是挂靠在‘东秦’下面，和高老板一点关系也没有。 ”
颜宝根联系了一个最近一次和高老板通过电话的包工头。 “我也是受害者，高老板欠了我好几万。高老板电话里告诉我不要担心，工人的工钱会全部付掉。 ”这名包工头说，高老板打电话来，用的是临时电话，事后再也无法打通。
公司门前不少人在找高老板
昨日下午，记者来到莘松路东秦装潢公司。大门玻璃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尘，有人用手指在满是灰尘的玻璃上写了“高老板诈骗”几个字。透过玻璃大门，记者看到地上放了一堆信件，看样子已很久没有开过门。在玻璃门上，贴着一张招租的单子，上面留着一个联系人杨小姐和一个固定电话。记者拨打过去，始终无人接听。 “这可能是中介公司的电话。 ”有旁人说。
记者采访时，恰逢几个工人前来讨薪。他们有的是油漆工，有的是木工，有的是水电工，手上都拿着一叠叠欠条。 “我被欠了2万”“我更多，3万”……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。有工人说，听说高老板是赌博输了钱。至记者发稿时，工人提供的高老板电话仍处于“无法接听”状态。
法援中心
老刘已错过维权时机
昨日，记者拨通闵行区法律援助中心电话。 “老刘错过了的维权时机。 ”在听闻了老刘的案例后，法律援助中心陆颖主任觉得十分痛惜。她告诉记者，老刘在被欠薪1万元时，就已经感觉到形势不对。这个时候，趁着高老板还在，就应该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，这个时候寻求帮助，拿到钱的可能性也会大很多。
“很多农民工都不懂法律，也不愿意多问、多了解，又太容易相信别人的话，始终抱着‘只要我干了活，就应该拿得到钱’的信念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很多事情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。”陆主任建议，老刘可以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，法援中心的律师团队会尽力提供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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