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摘要] 更进一步讲，“开源”要比“节流”更重要：减税是增收的一部分，但增收更重要的是要靠收入的稳步提高。对中小企业的减税指向的是普通劳动者的增收，但“化税为薪”并非一厢情愿的减税就能实现。如果没有严格有效的制度作保障，企业又有什么动力把减税获得的好处转变为劳动者薪水的增加呢？
据知情人士透露，个人所得税改革将在明年择机推出，而且减税力度更为明显。此外，在减轻企业税负方面，取消营业税、进而降低增值税率等也将在未来五年成为现实。在国家税务总局起草的一份规划性文件中，减税贯穿于整个税收体制的重新设计和改革。(12月12日《经济观察报》)
大规模、全方位的减税计划并不意外，按照“十二五”规划由“民富”推动“国强”的总体发展思路，建立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，一方面要做“加法”，即增加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其他财产性收入；另一方面还要做“减法”，即减少普通居民和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。只有让消费意愿的普通消费者有稳定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，我国经济发展才能找到长远发展的动力。
这样看来，减税似乎是无可争议的选择。但减税真的只是一个税负轻重与否的问题？事实上，税负的轻重从来都是一个相对概念，不是说税率高就是税负重，反之亦然，而是说税负的高低是否与公众能够享受到的公众服务匹配，如果两者不匹配，再低的税率对于公众来说也是税负重，反之，再高的税率也不重。
英国的哥尔柏说过：“税收这种技术，就是拔的鹅毛，听的鹅叫。”要实现这一目标，就要让税收做到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。也就是说，纳税之所以是基于公众同意的一种义务，是因为同意税收的公众知道，这些取之于自己的税收，在扣除各种必要的“代理成本”后，会以各种形式转变为自身的福利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和税率增减同等重要的问题是，税收的使用要受到纳税人的严格监督。
如果无法对税收的使用情况形成有效地监督，那么预算浪费形成的“财政黑洞”，要远甚于减税给公众带来的福利，甚至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两者的逻辑关系。普通公众之所以对减税热切期盼，是收入分配不公平感和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感双重作用的结果，是希望拥有更多的财富来为自己提供稳定的未来预期。但问题是，个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就能带来稳定的预期吗？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恰恰是，随着收入的普遍增加，公众的稳定预期反倒在减弱，甚至越富有的人，其稳定预期越差。
当然，对未来稳定的预期受诸多因素影响，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公共服务是否均等、社会保障是否健全等等，而这些目标的实现，既需要税收的支持，又需要对税收使用情况的严格监督。从一定意义上讲，公众减税的诉求，既是增加公众收入的要求的必然反映，更是对税收的使用不够信任，退而求其次地进行“自我保障”的无奈选择。
更进一步讲，“开源”要比“节流”更重要：减税是增收的一部分，但增收更重要的是要靠收入的稳步提高。对中小企业的减税指向的是普通劳动者的增收，但“化税为薪”并非一厢情愿的减税就能实现。如果没有严格有效的制度作保障，企业又有什么动力把减税获得的好处转变为劳动者薪水的增加呢？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别把减税的事情想象得过于简单的原因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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